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遏制疫病传播的实践记载，疬疫病疾中的“疬疫”就指的是传染病。殷墟出土文物中，甲骨文字有“疾疫”“疾年”等字。可以推断，上古时期已有传染病方面的记载，甚至是应对防控的实践。

春秋时期，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曾“隔窗而望病”。宋代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孔子因担心传染而特意让自己与弟子处于隔离状态，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弟子主动与孔子隔离而望。

这种自我隔离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就有不少隔离案例。例如，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而紧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传递饭菜和便桶。

清初，京城常闹天花，朝廷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顺治帝还曾移驾到行宫，只让太监送饭送炭，“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隔离的同时，防护理念也在同步发展。中国传统医学强调预防为主，讲究个人卫生，提倡用中草药进行消毒杀菌，并对卫生防疫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例如，葛洪的《肘后方》主张祛除“气疫”，里面就有六种针对空气消毒的药方。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在《汉书·平帝纪》中就有出现：“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一“舍空邸第”，可以说是最早明确记载的“隔离医院”。

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疫病的传播，隔离方式已成为正式推行的一种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南朝齐的“六疾馆”更是为隔离遏制和防护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机构，不仅收治患者，而且将病人与健康者进行有效隔离。

（摘编自2月25日《解放日报》 高福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