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央医院护士合影。

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要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医疗资源的极端匮乏；另一方面，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有100多万文盲，2000多个巫神，群众普遍存在迷信、愚昧、不讲卫生的习惯。能否做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成为决定卫生防疫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教育群众 成风化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把卫生防疫工作纳入政权建设的轨道，从组织建设、政策法规、制度完善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推动，重点是改变群众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

医疗队员们走村串户，不仅积极救治病患，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延安一年四季都有胃肠道传染病流行，人员死亡的事常常发生。经医疗队员们调查发现，发病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饮水不洁，水源周围多污秽不堪，且民众有直接饮用生水的习惯；二是厨房不卫生，存在距离厕所近、蚊蝇多、灶具不干净等问题，做饭时也有不良的卫生习惯。找到病源之后，防疫工作者制定了相应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全市范围内的饮水、厨房卫生问题，要求饮用烧开之后的水，采取措施安排妇女将烧开的水送到田间地头供劳动者饮用，逐步养成喝开水的习惯。

各地医疗队在帮助群众解决病痛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封建迷信给大家带来的巨大伤害。据《解放日报》记载，延安曾有巫神161人，每年每人跳神“看病”多达36次，且费用极高，请他们“看病”的百姓往往落个人财两空的结果。各地医疗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巫神坦白大会，揭露他们跳神过程中的骗人伎俩，更用科学的诊疗结果教育群众，从根本上破除群众的恐惧和疑惑。延安子长县一对母子患麻疹并发肺炎，孩子疹子发不出来，昏睡不醒，已经被请来的巫神宣布“不可救了”。医疗队派了两位医务人员登门救治，精心护理，终于使孩子脱离危险并在不久后痊愈。

组织群众 分区防疫

为推进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边区于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还在各大机关单位、区乡各级根据需要成立分会，具体负责各单位、各区乡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体制，有效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在疫情暴发期间还能更好地组织群众，真正做到分区防疫，有效隔离。

1942年3月，河曲、绥远、宁夏等地发生鼠疫，为避免疫情传入边区，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地址设在中央医院，直接领导延安40华里范围内的防疫工作。下设东、南、北、西北四个防疫区，涵盖了市内所有乡镇，各区设防疫分区委员会，分别由留守兵团卫生部、边区卫生处、八路军总卫生处和中央总卫生处负责，责任明确，各司其职，使防疫区域不留死角，防疫措施落到基层、落到实处。为加强防疫督导，由延安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和各乡政府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任务，在防疫一线保证各项防疫举措得以执行。在疫情已经发生的区域，这样的组织机制反应迅速，可以第一时间派出救灾工作组，进行防治疫情的宣传、组织工作，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将病患和无病者分开。对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则暂时断绝其与其他村庄的往来，以达到防治疫情蔓延的效果。

服务群众 救死扶伤

在各种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延安时期，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是最为短缺的“资源”之一，他们数量不多却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主力军，在防治疫情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1944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对医务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重视自己神圣岗位，加强自己为群众工作鞠躬尽瘁的精神，以求边区大量疾病死亡现象能够减轻和消灭。

延安时期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病房”，常常是坐落在每一个发生疫情的乡村农舍。1942年，延安附近几个乡发生了急性传染病，许多村民上吐下泻。延安防疫委员会派出几个防疫队，下乡执行调查、治疗和扑灭任务。曾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徐根竹率领两位队员于4月前往疫情严重的川口三乡。此病来势凶猛，患者往往一到三天就死了。老乡们烧过香、找过巫神，结果还是无法挽救，都感到十分恐惧，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搬家迁往别处。徐根竹和他的医疗队在发病的乡村住了两个多星期，经过耐心缜密的调查、走访和医疗救护，救活了15位严重病患中的11人，找到了疾病流行的源头——两条受污染的河流。防疫队帮助百姓制定了消灭病源的办法，监督百姓遵照实行，直到疫情扑灭才回到医院。

（摘编自3月20日《学习时报》 冯建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