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英雄故事

徐特立与妻子熊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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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26日，时任内务部长的谢觉哉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宁乡。谢觉哉回家的第二天早餐后，就嘱咐家里人和亲属们晚上都来参加家庭会。一屋子的人，规规矩矩地坐着，细心聆听谢觉哉的教诲。1937年1月30日，在中共中央特意为德高望重的徐特立60大寿举行的祝寿大会上，大家纷纷致词祝贺，邓颖超在讲话中尤其高度赞扬徐特立对夫人的爱情始终不渝。

听到这，徐特立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动情地说：“我自辛亥革命前，就进城办教育，把妻室儿女留在农村。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至今10年来，与家庭隔绝，不通音讯，这都是反动派的压迫所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妻室儿女......我因为长期不和妻子在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后来在苏联、在江西苏区也曾有人提过这种事。但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她在家里抚养儿女，还兼劳动兼办学，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我假如丢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

在场的同志听了，无不为之感动。徐特立忠诚的爱情观，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被传为佳话。

他的结发妻子熊立诚，早年父母双亡， 11岁时就过门到徐家做童养媳，当时据说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还是大她10个月的徐特立帮忙取的名字。刚开始，二人以兄妹相称相待。

独持家政50年，熊立诚支持徐特立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帮助徐特立在湖南办学。甚至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原本大字不识几个的她还担任校长，想方设法把徐特立创办的五美小学继续办下去。“不独教育了自己的儿女，且教育了地方子弟。”

熊立诚虽然对于丈夫从事的革命事业并不很了解，可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以天下事为已任的伟男子，愿意支持他的一切选择。她曾对徐特立说：“你为国事忙.，为家事忙，各自忙好。”徐特立则拉着老伴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得好，情是真的，理是直的。”

对于这样一位虽然没有文化却有见识、有胆识，不顾一切支持自己读书、办学、革命的妻子，徐特立充满感激，充满爱意。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中央苏区、在陕北工作期间，先后有不少人为“孤身一人”的徐特立找个伴照顾生活，都被徐特立断然拒绝：“我是有妻子的，我不能抛弃她。”

徐特立不但自己保持着对“糟糠之妻”忠贞不渝的爱，而且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将之视为“妇女解放”的一部分。

当年，有些人当了干部，升了职务，就开始嫌弃原来的妻子“落后”，开始“另求新欢”。对此，徐特立非常反感，严辞指责：“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其中也包括妇女的解放。如果无缘无故抛弃她们，那不仅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且是背叛了革命的立场。”掷地有声之言，真正显革命者的本色。

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教育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徐特立不得不与妻子聚少离多，但他始终情系亲人，爱家顾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特立常抽出空当给妻子写信，赞扬她的无私付出，叮嘱她保重身体。

徐特立多次致信小女儿徐陌青，反复叮嘱她要孝顺母亲、关心照顾母亲。他说：“你的母亲年已60，她不独维持了这个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13年，造就了许多学生。她没有念过书，但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你是她所生，应该特别孝敬她。家中许多困难，你们夫妇如能帮助，请你尽可能帮助。如不能帮助，还是把田卖出一些。”

1940年，回到延安的徐特立得知董必武即将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在前去送行时曾作诗“妻老孙孤弱，长沙有我家……”表达对妻子和孩子的眷念，并请董必武转寄给妻子的问候信。

徐特立非常疼自己的妻子。全国解放后，他把妻子接到北京，从而结束了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关心体贴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好一点的菜让她先吃；家里的钢丝床一边坏了，坚持把好的一边让给妻子睡。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的生活不要特殊照顾，可一定要在生活上照顾好老太太。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容易有自卑感，不要叫她有思想负担。”

70年如一日，徐特立与妻子相敬相爱，相濡以沫，始终保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摘自《崇严尚实话标杆》

看·英雄生平

徐特立(1877~ 1968)，湖南长沙县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来源：红色摇篮党建声音馆 朗读者：袁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