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社会各界组织在大街上宣传增产节约运动。

1951年至1953年间的增产节约运动，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开支的平衡乃至朝鲜战争的战局，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新中国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兴起有着特殊的国内外背景。新中国成立之时，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人民生活极其困难。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内战爆发，美国出兵干涉；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此大背景下，财政经济困难成为困扰新生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了走出困境，人民政府作出了增产节约的决定。大体来看，增产节约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众自发的劳动竞赛和生产捐献，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号召的有组织的增产节约运动。

民众自发生产捐献

1949年底，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东北地区开始出现了劳动竞赛。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响应抗美援朝的决定，民众自发行动起来，增加生产、捐献武器。在上海，民众情绪同样高昂。新中化工厂的全体职工订出捐献长期计划，决定每人每月增加夜工两天，将所得工资全部捐献；轮渡公司南陆、东东等线工友，把奖金也捐献出来了。

当时，很多节日都以生产捐献的形式用来庆祝。私营荣丰第二纱厂周慧芳小组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许多艰苦斗争，烈士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大家得到幸福生活。大家决定在小组内加强团结，搞好增产捐献，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党的生日。

上海一些民众还通过订立家庭爱国公约等形式，来实践生产捐献。他们先把全家成年人召集在一起，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检查每个人的缺点，讨论出克服缺点的计划。家庭爱国公约内容则因人而异，包括今后不烧迷信纸，省下的钱过年时买鸡一只、毛巾一条送军属；还有保证不赌钱、戒烟戒酒，以及每天学会写字三个，等等。

中央计划的中心工作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应对财政困难。会议研判，1952年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必须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节约，严禁浪费。

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这一次会议的中心任务。”由此，生产捐献正式升级为增产节约运动，成为1951年底中共中央计划的中心工作。

在上海，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召开大会，号召华东全党全军以实际行动来响应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为贯彻增产节约而斗争。各部门应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增加国家财富。

在政府的号召下，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华东纺织业联合会举行二届全会，讨论1952年度生产计划以及如何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少壮越剧团提出“清箱运动”的口号，号召主要演员清理衣箱，把堆积已久的服装取出来，能改的改，不能改的卖给剧团，由剧团供给一般演员使用。许多工厂还创造了生产新纪录和节约成绩。

改变积贫积弱形象

增产节约运动确保了国家经济恢复与社会发展。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70%左右，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949年，财政收入只及支出的1/3，不得不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1952年底，国家财政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同时，增产节约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抗美援朝。停战协议的签订，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耻辱，彻底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

增产节约运动推动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整肃。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党员干部，一要领导提高生产，二要保持廉洁自律。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官僚主义。增产节约运动直接推动了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增产节约运动塑造了一种简约健康的社会风气。增产节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使工人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材料，职员想方设法地不浪费办公用品。同时，增产节约走进家庭生活，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简约健康的生活方式。增产节约所焕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干部所做的积极表率，使许多资本家心悦诚服地敬佩中国共产党及其为之奋斗的事业。

（摘编自2019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 贾秀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