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到杭州调研。
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对于做好工作至关重要。对此，1934年毛泽东曾说过一段名言：“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摸索、总结、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领导艺术高超，在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中，最突出的就是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事物是复杂多面的。毛泽东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既要看到部分，更要看到全局，“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只有对全局有一个清楚全面的了解，才能在工作中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举措，对于那些对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政策举措更是如此；反之，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抗美援朝就是毛泽东全局在胸下的“一着好棋”。对此，毛泽东1950年10月27日与周世钊、王季范谈话时分析说：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要恢复经济、搞建设，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段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事物又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做好工作，还应具有预见性。对于增加预见性与做好领导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有过精彩评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求真务实和反对极端主义
周恩来工作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求真务实，反对极端主义。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曾自我评价说：“我求真的心又极盛”。诚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时时刻刻都以求真务实、戒慎恐惧的态度，一丝不苟地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夙夜在公、鞠躬尽瘁。
周恩来常讲，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发展速度、急躁冒进的情况，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1956年2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针对“急躁冒进的苗头”指出，“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有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进一步阐释说，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为此，全党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群众，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群众需要和实际情况，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避免违背规律、脱离实际、过犹不及。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工作方法的最突出特点，是极端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注意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中。
他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关键要求凝练概括为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所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做的青浦农村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住了半个多月，上午开座谈会，听取群众和公社干部的意见，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家作实地考察，之后他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仿或不同的江苏、浙江的多个县进行了调研，还与上海市委、江苏和浙江省委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最终形成了三个调查报告，分别对群众议论最多三个问题提出了建议：母猪私养比公养好处多，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农民的自留地应该根据中央规定留足。这些建议为此后中央进行农村粮食生产和经济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所谓交换、比较、反复，就是在了解一些情况、形成初步意见后，还要互相交换意见，并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比较，而且要留出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慎重做出决策。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就是一例。当时全国粮食供销紧张，投机商人趁机哄抬粮价，导致粮价上涨、抢购成风，形势复杂严峻。对此，陈云形容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面对这种局面，陈云广泛听取意见后，提出了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八种处理办法，在对各种办法的利弊进行反复比较和慎重考虑后得出结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有效的正确的。
（摘编自1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高长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