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湖南土地改革。

摆脱贫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直是毛泽东的夙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毛泽东在领导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做了极大努力。

找到贫困问题的根源

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艾奇逊认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是哪个政府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毛泽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艾奇逊的言论。他指出，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而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继续完成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

1952年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44.8%。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新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建立消除贫困的制度保障

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由于资金、耕畜、农具缺乏或劳动力不足，扩大再生产仍有许多困难，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为了克服一家一户生产所遇到的困难，毛泽东又要求打破小农经济的桎梏，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式发布，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2年，河北遵化县西铺村的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初级社。起初，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不属于入社的农民，因此人们把他们的初级社叫作“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靠着不服输精神，这个穷棒子社埋头苦干，在第二年就发展到83户，粮食亩产从120斤增长到300多斤。

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新中国消除贫困的最大优势和最坚强保障。

制定消除贫困的战略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但是年轻的共和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饱受战争破坏的烂摊子，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基于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建设重工业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而妨碍大仁政。

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发展重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统筹协调发展，并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较快较好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由此，工农并举、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开始形成。

努力解决民生贫困问题

毛泽东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尽最大可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

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当得知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教育深刻影响人的发展，也是反贫困工作的基础。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6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实际上降低了因教育致贫的概率，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使之成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力量。

设定消除贫困的目标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发表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要搞综合平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问题。他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将军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遭受了一场浩劫，但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目标，直到他去世。

（摘编自《湘潮》2020年第6期 王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