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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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到中共党员的邓希贤

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得名邓先圣，读书时私塾先生为他改名邓希贤。邓家有一些田地和桑树，家境不能算是富裕，但可以支持邓小平及其弟弟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岁，作为家中长子的邓小平，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1920年，邓小平考取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为该校最小的赴法学生。

异国他乡的生活是艰难的。初识法国的新奇与浪漫之后，1921年初因华法教育会（1916年在巴黎创立，由中法学者共同发起，当时为邓小平等留法学生提供学费）财政亏空，停止为中国留法学生提供经费，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经历了短短五个月的异国求学之路后即被迫放弃，开始了到处打工的艰辛生活。邓小平四处打杂工，进过工厂，做过饭馆招待、搬运工、清洁工等，每天只吃两顿饭，面包加自来水。

1922年2月，邓小平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这时邓小平生活艰难，但思想却有了依靠。在哈金森工厂，受到王若飞、赵世炎等人的影响，邓小平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新青年》第八、九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对他影响极大，他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边做工，一边干革命，邓小平的成长十分迅速，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邓小平当过宣传干事，办过报纸，后来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因工作认真出色，被同志们称为“油印博士”。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成员，根据规定，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党员。1925年6月，数百名旅欧华人为支持“五卅运动”迫使驻法公使在援助国内反帝爱国运动的电报上签字。这一运动震惊了法国政府，数名党团员被捕。邓小平迎危而上，返回巴黎，领导党团工作，从此被法国警方监控。法国国家档案局现存当年法国警方监控活动的档案中可以频繁发现“邓希贤”的名字，其中一份1926年1月8日的搜查令详细记录了法国警方突击搜查三家旅馆的过程，留给他们的是大量的宣传材料，而邓小平等人已在前一日踏上了赶赴莫斯科的旅程。

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1926年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有过实际斗争的体会，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一年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的学习使他受益匪浅。

1927年春，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中担任政治处处长。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邓小平从西安撤退，于1927年6、7月间向中央报到，担任秘书工作。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将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邓小平参与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确定会场，选定临街通巷、房顶与邻屋阳台相连的房子；发出会议通知，嘱咐代表们分别从前后门进入；接待代表，准备饮食，为避免中暑，甚至每人发放一包人丹。在武汉最热的时候，邓小平在整天关着门窗、闷得像蒸笼的房间内呆了六天，最早进入、最后离开，确保了这次党的重要会议顺利召开。

1927年12月，在党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在各种敌对势力笼罩下的上海，几乎每周都有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党的活动处于绝对秘密的状态，只有邓小平一人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他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负责文件、电报、交通、经费、会务等诸多工作。年仅二十四岁的邓小平，不惧危险，坚持革命理想，面对艰巨的工作，应付自如。

县委书记邓小平

1931年7月，邓小平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抵达瑞金后，邓小平被推举为县委书记。在这里，邓小平主持选举了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加强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坚决实施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改变部署，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负责筹备大会，迎接代表、准备食宿、安排会场等，并在瑞金城内举行提灯晚会、祝贺大会等活动迷惑敌人，以防敌机轰炸会场。

1932年5月，邓小平调往革命基础较薄弱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6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把守中央苏区的南大门。邓小平在任内十分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并且积极发展地方武装。除了军政事务外，邓小平在会昌地区大力发展经济，推行毛泽东的土地路线。他还两次发行公债；发展造纸、染布等手工业，开办小型兵工厂，出口钨矿；设立关税处和对外贸易处，取消苛捐杂税，统一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开展节省运动等。邓小平还注意发展当地的学校教育和群众文化。在邓小平的治理下，会昌地区的苏维埃建设成就显著，革命基础大为增强。

青年邓小平的经历是丰富的，十六岁留学海外，被迫在异国他乡艰苦做工，艰难之中加入革命组织，白色恐怖中负责繁杂事务，领导革命起义，创建军队，领导基层建设，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才铸就了拥有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的一代伟人，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站在伟人身后的“红色大姐”

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卓琳一直在生活中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人们都称他为“红色大姐”。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相爱在延安。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也赶到那里。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

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从不给邓小平添乱，惹是非。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所有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永远相伴的妻子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