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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是任弼时请示中央军委的电报。

电报意思是：红二、六军团联合行动，决定发动“湘西攻势”，在湘西北建立新苏区。

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木黄镇会师。会师后，中央军委曾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在贵州、四川和湖南三省交界的松桃、秀山、乾城、凤凰地区建立新的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任弼时、贺龙等两军团负责人对四周的地势、民情、经济和敌情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黔东地区活动范围小，而乾城、凤凰等地为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敌强我弱。在召开军团领导会议时，当任弼时征求贺龙意见时，贺龙果断建议：“到湘西北去”。

贺龙主张向湘西北进军，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湘西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较大；二是贺龙带领的二军团对这一带人熟地熟，生活适应；三是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四是能够牵制湘鄂两省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五是这一带人民群众长期受军阀压迫，生活异常穷困，群众革命基础好。经反复分析研究，最后致电中央提出二六军团联合行动，开展湘西攻势，向永顺、桑植方向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其实，贺龙是不愿意到湘西来去的，因为湘西是陈渠珍的地盘，陈渠珍被称为“湘西王”，贺龙在湘西、湘北时期与陈渠珍交往颇深，他们之间存在很多的恩恩怨怨，陈渠珍还曾暗中帮助过贺龙起义，并提出过“湘西人不打湘西人”的私人盟誓。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重要决策后，贺龙以大局为重，不顾打破私人盟约和家乡人民的流血牺牲，与任弼时等红二六军团领导毅然决然来到湘西，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建以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二、六军团力量，使该根据地成为了“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贺龙、任弼时的领导下，建立临时政权、建设党的组织、培养军事干部和本地干部、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和扩红运动、开展反围剿战争，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凯歌，据不完全统计，永顺县有8万多人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万多人加入红军队伍，1.18万人为保卫苏区而牺牲。

第二封是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电报。

电报意思是：暗中透漏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歧，控制了红军总部及其通讯的电报密码并告知中央红军已经抵达陕北。

1935年6月至1935年9月，在这一时期，红二、六军团急需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是，任凭怎样呼叫，都毫无电波回应。

1935年9月29日，贺龙、任弼时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给任弼时的电报：“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豪，即伍豪，周恩来的化名。老四，即红四方面军。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已经抵达陕北，但密码被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控制。

好不容易接到中央来电，贺龙、任弼时喜出望外，但却不明白周恩来明码电报中隐含的意思。为慎重起见，贺龙和任弼时联名用密码电报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于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由于周恩来没有密码，贺、任二人的电报，又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电报落款为“朱、张”。

张国焘回电隐瞒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分头行动的事实，按照要求说明了红二、六军团领导，又显示了自己“总政委”的领导地位。张国焘为了增强说服力，还特别以朱德、张国焘来署名。朱德当时是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朱张”名义发来的电报很容易让人理解这是来自中央的电报。而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并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真相，还以为是与中央恢复了联系。

根据张国焘回电，贺龙和任弼时决定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1935年10月，蒋介石下令成立宜昌行辕，集结20万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湘西地区，由于敌强我弱，大兵压境，红二、六军团从龙山、塔卧、龙家寨开始分散撤离。11月19日，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领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从桑植县出发，向湘中突围，开始长征。1936年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石阡地区出发向南直逼贵阳，然后向西急进，渡过乌江天险。2月上旬，相继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向黔西进军的预定目的。

1936年3月2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再次发报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

两军会师前，任弼时对张国焘反对北上、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等情况并不知晓，到达甘孜后，任弼时与朱德、刘伯承等作了详细交谈。朱德向他介绍了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指出这里不是目的地，要团结一致继续北上，会合毛泽东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刘伯承也说，中央在陕北不在这里。接下来，任弼时和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一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两军会合后，张国焘即派人送来《干部必读》等文件材料，污蔑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但是，任弼时、贺龙对张国焘那一套根本就不予理睬。并在召开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上，贺龙说道：“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拉拢不成，张国焘又使出分化的手段要红六军团“交给他指挥”，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准备调换二、六军团首长”，但均被任弼时、贺龙顶了回去。最后，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下，张国焘最终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1936年10月22日，历经千难万险的红二方面军终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周恩来的电报，引发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阻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以上两封电报的故事，充分反映了任弼时、贺龙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拥护中央领导、维护中央权威、捍卫党的团结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正是这可贵的“四个意识”，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地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北上，圆满地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采访和故事收集人：塔卧镇人民政府 袁谋臣 音频录制：永顺县广播电视台 向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