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美术记忆】千家万户血泪仇——四川美术学院《收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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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表现了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在旧社会欺压农民、强取豪夺并终致人民反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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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万户血泪仇——四川美术学院《收租院》

《收租院》表现了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在旧社会欺压农民、强取豪夺并终致人民反抗的故事。创作人员将故事的高潮聚焦在“收租”事件上,围绕地主阶级、农民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平等关系进行构思,揭示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和农民的仇恨、反抗,体现了阶级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1965年5月11日,大邑地主庄园给四川美术学院发来邀请函,请求美院师生支援群雕《收租院》的创作工作。四川美术学院非常支持,积极组织雕塑系教师及毕业班学生前往大邑地主庄园,与陈列馆美术工作组、民间艺人共同着手创作《收租院》。约20人参加了创作工作,包括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以及学生李绍端、龙绪理,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等。

从1965年6月到10月下旬,创作者们历时4个月,终于将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呈现在众人眼前。《收租院》一共塑造了114个人物,包括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7组故事情节,将其全部安置在总长度为118米、平均高8米的围廊内。其中,正面人物96个、反面人物18个、风谷机等真道具50多具,根据院内环境分别安排,俨然一组默片式的舞台剧。动工前,创作组成员找到当地农民了解情况,走访采风,组内成员和农民自编自演,模拟情节和人物位置安排,“演员”们带上箩筐、背篼,表演交租情景。后来,川剧演员也参与到创作中,专门根据收租情景进行表演,表演场景被拍摄成照片并剪接成长卷设计图,因此《收租院》也被称作“雕塑连环画”。

由于材料紧缺、资金不足,创作人员只能前往集市买柴火做搭建木料,在院外田地取泥,向隔壁农家借草,最终将雕塑的成本降到几分钱。在雕塑手法上,他们一方面以学院派的写实、造型技巧为基础,表现出雕塑的自身特点;另一方面在民间艺人姜全贵的协助下,借鉴民间雕塑“泥菩萨”的手法,用稻草粗泥和棉絮细泥,直接在木扎骨架上速成。泥塑的眼睛塑造摈弃之前挖洞造眼的形式,代之以黑色玻璃球嵌入眼眶,力求增加人物的真实感。泥塑形象整体上更加贴近大众,兼具民族化风格,让老百姓乐意看、看得懂。同时,利用彩塑这种民间庙宇中常见的塑造手法,省掉翻制工序,花钱少,速度快,符合当时提倡的“多、快、好、省”精神。

1965年9月13日,当时的全国美协领导在视察《收租院》时,被作品塑造、展现出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关系震撼,当即决定大力宣传,并将它送到北京展览。在北京展出期间,不但观者如潮,一时间还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讨论。许多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日报》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介绍《收租院》展览,并刊登照片;美术界权威如王朝闻、蔡若虹等也都撰文赞赏《收租院》的艺术形式及社会影响,称其为“又一颗原子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在美术创作上的重大胜利;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称《收租院》是“雕塑艺术革命化的活样板,是雕塑艺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收租院》在主题选定、创作手法以及表达内涵等方面都力求贴近人民、反映时代。从事《收租院》创作的艺术家们,从一开始就明确要以“农民最熟悉的形式,反映阶级斗争的主题”。它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农村两个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兼具艺术性与政治性,对当时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配合作用,成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次典型体现。

(刘娜娜)

主编/殷双喜 副主编/丁澜翔 曾小凤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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