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油画作品《毛主席去安源》
可以说风靡全国，家喻户晓，不仅印成宣传画在全国发行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国内人口总数，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还被制作成邮票、挂历、像章等复制品发行，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半个世纪以来，这幅作品，连同它的创作者刘春华一起，经历了举国崇拜、大力宣传，而后又被批判，充满争议。刘春华的命运因这幅画而改变，这幅画的命运也因刘春华而改变。这幅画的故事，形成了“文革”时期的特定文化现象，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风风雨雨。
1967年夏，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当时还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的刘春华，和来自北京几所大学的学生一起，被指派参与展览筹备工作。
刘春华被分配创作一幅以毛泽东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运动为题材的油画。为了创作这幅画，当时只有24岁的刘春华被安排前往安源煤矿体验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搜集了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以及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和安源工人运动史料，并反复学习和研究，从而对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与抱负有了深刻的理解。创作之初，外在条件极为艰苦，甚至连画布和画框都难以保证。没有画布，刘春华找到一幅将要被拆毁的旧画，拆下画布使用。没有大画笔，刘春华就将两支笔捆绑在一起画。如此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妨碍刘春华创作的热情，他很快就完成了这幅极具影响力的毛主席画像。从美术作品本体的角度来说，这幅画在当时的领袖画中算不上出色。构图上，毛主席站立于画面的中心，身着长衫，手拿油纸伞，目视远方，顶天立地；毛主席背后是滚滚风云、巍巍群山，毛主席的形象高出群山许多，伟岸而挺拔。但画面色调灰暗，与当时美术作品“红、光、亮”的主色调和审美模式大相径庭，这使得画作遭到筹备展览的创作人员的否定、批评。还有人“上纲上线”，说画面中只有毛主席孤零零一个人，而不是和群众在一起，就是暗示毛主席脱离群众。面对种种非议，年轻气盛的刘春华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创作构思。
1967年10月1日，《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1968年5月，《人民画报》以彩色夹页形式首次发表了该画；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等报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发表该作，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随后，这幅画在全国大量印制发行，凡楼堂馆所、公私房舍统统悬挂，周恩来办公室里悬挂的唯一一幅绘画作品也是《毛主席去安源》。
1968年10月1日国庆庆典，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刘春华也因这幅作品名声大噪，年纪轻轻就承担北京市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但后来刘春华因拒绝江青的“重用”，且公开表示对江青不满，《毛主席去安源》的火热宣传逐渐降温，这幅作品也被冷处理。
“文革”结束后，随着对“四人帮”的批判，美术界也开始“文革”结束后，随着对“四人帮”的批判，美术界也开始反思这幅作品。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叶浅予的文章《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叶浅予在文中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1980年，刘春华以该画为个人创作为由，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取走此画。1995年10月，该作品在中国嘉德的秋季拍卖会上，被中国建设银行拍得并收藏。但随后，这幅作品引发版权纷争。1998年3月，中国革命博物馆起诉刘春华，要求其返还作品《毛主席去安源》。经过4年的诉讼，2002年4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春华是该画唯一作者，享有著作权，但该画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撇开后续的诸多纷争，单从作品创作来看，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中，浪漫主义的形象和现实主义的内容达到了高度统一。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富于想象和诗意的历史空间，并将时代对历史的期待、想象与诉求注入其中，即使其艺术水平并非极高明，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幅作品在政治的推动下，成为时代的符号。《毛主席去安源》不仅是“文革”时期的样板画，也是中国红色美术的经典，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丁澜翔）
【人物档案】
刘春华
1944年生，辽宁新金（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1968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历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北京画院副院长、院长，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版权保护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主编/殷双喜 副主编/丁澜翔 曾小凤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