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劳，记闲 ——杨绛《干校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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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本名为《我们仨》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便引起巨大轰动，作者杨绛以简洁而沉重的文字，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以及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而在那些难之又难的日子中，最难熬的就是年近60的杨绛与钱锺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那段岁月。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杨绛与钱锺书夫妇同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他们被安排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接受“再教育”。11月，钱锺书被下放至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次年7月，杨绛也被安排下到同一所干校，夫妻二人得以重逢。他俩分别被安排看守工具和菜园，并不在一处，平时的工作还算轻松。杨绛白天看菜园时，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坐在小马扎上，把书或本放在膝盖上，看书或写东西；有空了还能偷偷去看看钱钟书。但偶尔他们还是会被安排干重体力劳动，而且，“批判斗争”是无时无刻的，让人精神压力很大，吃了不少苦头。两人在此地一直待到 1972年3月，被归为“老弱病残”遣送回京。

杨绛和钱锺书同属高级知识分子，年轻时都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又都赴英法留学，通晓多国语言的他们在翻译、文学与戏剧方面都有颇高的成就。彼时，钱锺书的《围城》早已问世并反响不凡，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口碑极好。显然，对于这样两位老人来说，在干校的那段经历是极其荒唐且被不公对待，甚至是不堪回首的。

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的第八年，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书名与篇目都是仿拟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钱锺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干校六记》共收录《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散文，记述了他们那段下放的“干校”岁月，从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琐事中，反映知识分子于“文革”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体现了杨绛对干校生活的感慨以及对“文革”的批判反思精神。记录那段特殊经历的叙事散文，杨绛并没有激情的呐喊。她的文字是委婉而平和的，但字里行间，对人性的善恶褒贬自明，她的讽刺往往也是言外之音。

《干校六记》是在文字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的作品，独具品格，开一时之新风。在《“小趋”记情》一章中，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写到女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死于非命时，杨绛仅寥寥数语，没有控诉，没有追问，但给人的感受却是一种大悲无言的哀痛，悲剧性就在这种变反常为正常的过程中渗漏出来。选择独记“小事”，杨绛表示：写这本书，对她而言是一种责任，她希望以亲身经历，让大家知道那一段真实的历史。与丈夫钱钟书一样，杨绛在逆境也依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骨。共33000字的《干校六记》单行本初版仅60余页，可因其所写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状态而分量沉厚，具有珍贵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干校六记》在 1981年问世时，还经历了颇多波折。在出版单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行将《干校六记》在《广角镜》杂志上刊登了出来，被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读到，他随即传话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认为这些文字应该在内地出版。

不久，在一次招待宴会上，胡乔木见到了钱锺书。他郑重地对钱锺书谈到《干校六记》的出版问题，并对这部作品给出了十六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1981年7月，《干校六记》第一版由三联书店首印20000 册发行。

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1983年，英国《泰晤士报》在文学副刊上发表学者书评，称《干校六记》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1989年2月，《干校六记》高居榜首，荣获我国“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李琼）

【人物档案】

杨绛

女，生于1911年，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的夫人。其代表作有散文《我们仨》《干校六记》《走在人生边上》《将饮茶》等，小说《洗澡》《洗澡之后》等，剧本《称心如意》。

主编/白烨 副主编/卓今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