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自有诗 ——交响乐《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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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展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的新变化，音乐界的创作氛围也变得宽松而活跃。特别是对于交响乐这一大型器乐体裁来说，作曲家们逐渐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开始遵循器乐艺术的规律进行创作，陆续产生了《北京喜讯到边寨》《云岭写生》《北方森林》等优秀作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时任中央乐团指挥的李德伦和韩中杰商量着推出一些新的交响乐作品。

一天，韩中杰在李德伦的家中看到了一本字迹模糊的旧乐谱，封面上依稀可辨“云南音诗”几个字的标题和作曲者王西麟的名字。韩中杰被乐谱中民族色彩的旋律所深深吸引，赶紧联系王西麟，请他修改作品，为两个月后中央乐团的正式演出做准备。

韩中杰的消息让王西麟感到既意外又很惊喜，不禁回想起自己创作交响组曲《云南音诗》的过程。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大三时，曾有同班同学去云南采风，用笨重的录音机录下了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些音乐令王西麟耳目一新，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种子。1963年，27岁的王西麟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担任创作员。一次在单位的楼道里听到一段悦耳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王西麟循声而去，走到了时任中央广播电台高级编辑的邓先超的办公室门口。没多久，王西麟和邓先超成了好朋友，他从邓先超那里借来三张录有云南音乐的黑胶密纹唱片，逐一记谱、分析、做笔记，这些谱子后来成为《云南音诗》的素材来源。虽然没有去过云南，但王西麟被云南的少数民族音乐深深吸引，他酝酿着创作一部以云南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1964年，交响组曲《云南音诗》问世了。整部作品运用了大量云南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同时，受过专业作曲训练的王西麟，还将俄国音乐家卡拉耶夫的芭蕾舞剧《雷电的道路》中的节奏型消化吸收，运用到《云南音诗》其中一个乐章《火把节》的写作中。

《云南音诗》创作出来后不久，王西麟被下放到山西雁北文工团。“文革”期间，《云南音诗》根本没有上演的机会和条件，总谱还险些被抄家的红卫兵抄走。幸亏同事将乐谱偷偷带回自己家中，藏在米缸下面，才得以保存下来……王西麟仔细地读着自己当年写下的每一个音符，最后，他将总谱由原来的 6个乐章，修改定型为《茶林春雨》《山寨路上》《夜歌》《火把节》4个乐章。1978年，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韩中杰指挥中央乐团第一次将交响组曲《云南音诗》搬上了舞台。首演获得成功，组曲的第四乐章《火把节》最为吸引人。

《火把节》表现的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的节庆场景。其音乐风格跳跃活泼、旋律优美动人，富于韵律感，一气呵成。欢快明丽的引子，营造出热烈的节庆气氛，引出第一部分富于少数民族色彩的旋律音调。这一部分的旋律音调主要由 la、re、mi 三个音构成，#do在旋律中的点缀，给音乐增添了鲜活的色彩。在第二部分中，双簧管奏出了抒情、明亮的旋律，其他声部作为伴奏，逐渐地，音乐开始变得色彩瑰丽，主旋律移到弦乐组演奏，并推向高潮。小提琴声部奏出的一段新颖优美的白族民歌将音乐带入第三部分， 王西麟把六拍子、四拍子、三拍子、二拍子混合起来作为不同节奏的两层背景，又把白族民歌的原始歌腔扩大加宽放在上面作为婀娜多姿的第三层舞蹈旋律主题，使这个段落成为最富创意火花的部分，深受人们的喜爱。之后的音乐由铜管组引领乐队，进入一个明亮壮阔的音乐段落，节庆场面到了最高潮，欢歌笑语、人声鼎沸。结尾处音乐突然变得安静而柔美，再现了第一乐章《茶林春雨》的主题，使整部作品在素材上前后呼应。尾声部分又回到热烈的节庆场景中，有力地结束全曲。

《火把节》是《云南音诗》中最有名、最受欢迎的乐章，曾在20多个国家的60多个城市演出过，是国内外演出最多的中国作品之一。这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修改定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创作逐渐繁荣的局面。

（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