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远房叔公，名祖溪，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担任基层干部几十年，活到九十四岁，无疾而终。

他在九十三岁的那年冬天，高高兴兴地请我到他家，要我帮他写回忆录，他口述我记录。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生活在旧社会，在困苦中度过。从十几岁开始就给别人家打零工，做低贱活，做苦工。由于长得矮小，常被人瞧不起。有一年，到外乡给人家上山摘茶子，主家不愿意，要么就比别人的工钱低，结果，第一天下来，我摘的比别人还快，别人一担满满的，我也是满满的一担。回到主人家，别人是放下担子后再把茶子倒在地上，而我却用两手托住扁担，扁担从头顶翻过，一担满满的茶子利落地倒在茶子堆上，这叫“雪花盖顶”，一般人难易做到，在场人看到后都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完工后，我的工钱与他人同样多。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志气，要不甘落后，活得才有尊严。”

他接着说：我的第二个三十年，是在共产党培养教育下为乡亲父老服务，为培养祖国后代，为改变家乡面貌奋发图强的三十年。解放初期，我当选为村农会主席，由于能积极工作，自己要求进步，很快就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不久，被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我没上过学，后来能识几个字，开会能作简短的记录，都是上农民夜校学来的。我自己清楚，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理论更谈不上，当然就当不了正职。我就配合书记实实在在地干，从不争权夺利，对组织分配的工作认真负责，尽力去干。我分管村教育，在管理村学校的十多年里，我非常尊重老师，学校有什么困难，老师有什么困难，我会尽力想办法解决。老师要求我给学生上政治课，我非常乐意，我说我不能写，老师说您讲，我来写。我就给师生讲解放前农民所受的苦，讲怎样做人，讲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学生感到新奇，很爱听。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大搞勤工俭学，学校要田，我就与支部商议给田，要土给土，要山给山，要什么给什么。每天吃过早饭，我就尽量抽出时间到学校一趟，向老师问一声好。由于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团结奋斗，在以学为主的前提下坚持勤工俭学，学校经费连续十二年自给有余，学生上学不要交一分钱，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年年百分之百，学校曾被评为地区先进典型。我想把村里的娃子培养好了，我们村就有希望。到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有的读了大学，有的读了中专，有的参了军，有的在家发展，他们都干得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在七十年代中期，我还分管知识青年的传、帮、带工作，那几年心田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多达八十几个。我想，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这么年轻，离开自己的父母亲，离开生活优越的城市到贫困的山区来，真是不容易。我对他们关心爱护，视为自己的儿女，尤其是每当招工进城时，做知识青年的工作就更难了。招上去当然好，开欢送会祝贺，留下来的做好思想工作就是关键了，有的发怨言，有的悲观丧气，还有的哭哭啼啼，甚至有的寻死觅活。我就一个一个的耐心做开导工作，与他们促膝谈心。我说：“你们都是祖国的的接班人，迟早都会被招回城里工作，只不过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还有就是每次招的工种不同，上级领导考虑好你适合做什么工作才招你，才让你进什么单位，往往是后来者居上呢”。说得留下来的开开心心，安心锻炼。就这样年复一年，一直到村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全部招回城里，我才舒了一口气，放了一百个心。等我八九十岁时，知识青年已回城几十年了，他们还惦记着我，有的写信给我，有的打电话问候，还有的专程来看望我，给我礼物、给我钱，我心里甜滋滋的。我这三十年为家乡，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没白活。

第三个三十年，是我在家养老休息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我虽没再担任村支部副书记，但我仍挂念着村里的事，有时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自做些工艺品出售，生活过得平和，家庭和睦，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村民对我很是尊敬，一见到我，他们还是满口的老吴书记叫个不停，我说：“我老了，没有当村书记了，不中用了”。他们说：“在我们心里你永远是我们的书记”。乡党委、政府年年发给一些生活补助金，村干部、村民代表每年年终岁末都会来慰问我，新年到了都来我家拜年，祝福我长命百岁，我说：“我心满意足了”。特别是现今党的政策好，看到我们村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红火了，真是感觉到：党的温暖到农村，山区的老百姓，家家户户照明灯；党中央惠民心，山区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变成新农村。（吴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