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中国民族之解放”

——狱中自述（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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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最后的日子】

（一）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与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象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师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和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李大钊同志的安全担心,多次劝说他离开,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谭祖尧同志,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同志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谭祖尧同志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二）

1927年初春,不知什么人推荐了一个勤杂工。这人经常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李大钊同志觉察后,第二天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人确实是反动政府派来的暗探。敌人知道李大钊同志的确切地址,更加紧了反革命的部署。局势越来越严重,李大钊同志对此做了充分准备,他托人买了两支手枪,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并烧毁了一些文件。

4月6日,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天气温暖,风和日丽。一早起来,李夫人便带着小女儿外出散步去了,李大钊同志则伏在办公室桌前办公。突然,“啪”的一声尖锐的枪声传来,紧接着院子里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喊叫声……李大钊同志知道出事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了手枪,走出院子,来到院外一间僻静的小屋里,镇静地坐在椅子上,手里紧握着那支发亮的小手枪。一会儿,宪兵、军警沉重的皮鞋声跟踪而至。“不要放走一个!随着粗暴的吼声,一群宪兵、军警和特务冲进小屋,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敌人夺去了李大钊手中的枪,并把他全身上下、里里外搜了一遍。李大钊始终神情自若,轻蔑地望着匪徒。敌人见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就把李大钊绑起来带走了。这一天同时被捕的还有八十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两个女儿。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大钊同志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敌人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敌人威逼利诱兼施。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在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国内,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营救李大钊同志,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9日,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12日,北京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但是当李大钊同志得悉后,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李大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而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

（三）

1927年4月28日,对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上午11时在警察厅正式开庭,至12时10分结束。然后由军车四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当时在门前围观的人很多,街道都被堵塞了。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也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李大钊同志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要求讲话,敌人不允许,他就大声叫喊,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紧接着范鸿吉力、谭祖尧等19位革命志士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刽子手们将尸体装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中,待家属、亲戚来认领。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们的募捐支持下,买了一口棺材,将烈士重新装殓,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浙寺里。

李大钊同志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的《悼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指出,他“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并将为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近万名同志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报告会。李大钊同志生前曾对冯玉祥将军及其国民军作过许多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牺牲时,冯玉祥正率国民军参加北伐东进,至潼关时,惊悉量耗,全军宫死无不悲愤泣下。冯将军当即电令全军官兵人人戴孝以志哀悼,并称李大钊烈士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是“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

李大钊烈士就是这样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他死得壮烈,死得其所。他用自己的鲜血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

(摘编自《红色家书》、《纵横》杂志 音频录制：武冈市委组织部 贺伦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