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工人游行队伍。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地位和自信心。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反思与探索，不料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作为旗手和中坚力量，他们的平均年龄才30岁。深受他们影响的京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太雷、周恩来等，包括外乡来京青年毛泽东都是19世纪的“90后”。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京的学生界，三五成群，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蕴蓄、滋长中，到处遍布，到处散发。”

爱国激情

某一运动的发生，总是先由少数人全身心投入其中，进行组织动员。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天，5月3日晚上召开的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上，17岁的刘仁静同学（后来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发动者和负责人之一）当场拿出一把菜刀，要以自杀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地咬破中指，裂断衣襟，写下血书“还我青岛”（五四游行当天被当作抗议标识之一，悬挂在天安门前）。24岁的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在5月4日当天，“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三日后病故。这是在五四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直接推动了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

在全国各地呼应北京学生行动、发动群众参与的过程中，以激烈行为来刺激群众的场景比比皆是。当上海华界电车工人原来对于罢工未有一定坚决的主张，“嗣经若干学生要求停驶，间有横卧轨道中以生命与抗者，一时人心大感动，遂同盟罢工”。当上海学生们在按户动员各商号统一罢市遭到店主拒绝后，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在天津，马骏在动员绅商罢市时，曾以死“换诸君之牺牲”，愿以自己的性命“牺牲”换取商家牺牲私利，共同罢市。虽然自杀未遂，但“大众受此刺激，顿下决心，当场表决”，达不到要求“仍继续罢市”。

湖北阳新县“工业生张则范以钢剪砍断中指，用白布手巾书写血书‘誓争青岛，众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为救国旗，通示各校，大为感动也”。

与工农结合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敏感的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的势力比学生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意识到下层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试图加以动员，“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等口号得以流行。

其实，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对待下层民众的态度是一种两难选择：一是为要达到运动之目的必须唤醒民众，使其广泛参与其中，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二是当社会各界大量参与运动后，学生忧虑下层民众因缺乏组织、自私、惰性及流氓习气严重，可能对运动目标、一致行动和行动秩序造成伤害。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愁绪很快被火热的实践所替代。到了1920年5月前后，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两股力量相结合的阶段。邓中夏与北大学生经常在长辛店和南口铁路工人中工作，当时工人的生活很艰苦，邓中夏与工人同住、同吃，突破湖南口音的障碍，与工人们谈笑风生。这年的3月，浙江俞秀松到上海厚生铁厂作工，观察工人的状况、工人的心理。同年8月，李大钊、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发起五团体会议，不仅要求组织起来，而且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在长沙的毛泽东把自己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和工人喝茶、谈心、交朋友。

从愤怒青年到奋斗青年

“火烧赵家楼”原本是没有列入五四示威游行预案之中的，但却因学生的有序请愿受到阻挠和冷落而成为顺理成章的延伸。假若3000名学生按照预定路线游行一圈就返回学校（实际上已有学生返校），没有火烧赵家楼这一幕（导致北洋军警逮捕学生32人），那么5月4日当天游行示威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可能是另一种效果。这一激烈行为，自然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拐点”。

五四运动中的抵制日货，一直持续到1920年一整年。抵制的中坚力量，肯定是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北京各校学生，将学校消费社和学生“旧日所购日货”，一起拉到先农坛，冲破军警阻拦，付之一炬。还有很多学生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日货，统统砸掉烧毁。在抵货运动的高潮期间，学生们不仅不买日货，而且不跟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事沾边，不坐日本车，不乘日本船。

其实，爱国仅有热情、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还需要自我奋斗意识、工业实力和科技实力。资料显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运动）两个抵制日货最为激烈的年份，日本对华输出额却明显高于同期其他年份。原因在于每次抵制日货风头过后，商人们便会大量购进日货，以满足基层民众获取物美价廉日用品的需要。据《大公报》报道，1919年6月16日，长沙学校放假，街上没有了学生演讲和检查，一些店铺就开始偷偷卖日货，“而无知愚民只知贪图便宜，乐往购用”。因为当时条件下，中国的国货很难同日本货竞争。很多日用品如常用的脸盆、牙粉、墨水等，国产品牌很少，而且市场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货运动开始时，学生们只能使用手工生产的木盆和铜盆。

不论怎么说，抵货行动给中国的民族工业带来了很大机遇。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商家兴高采烈买卖。一些新的企业计划，趁着运动的火热，纷纷出台。对于广大青年学生来说，也需要考量助力国家强盛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和路径。其实，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不断出现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但是西方列强环伺、国内战乱频仍、民族旦夕危亡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主张均难收到大的成效。唯有以革命的暴力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的国家和新的秩序，才能为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国人奋斗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

（摘编自4月25日《人民政协报》 胡献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