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依次为：金文、小篆、隶书。

“贤”，《说文解字》释义为：“多才也。从貝臤聲。”在《辞海》中释义有：才能、德行好，善，尊崇，多，通“艰”，对人敬称，车毂内端用以贯穿车轴的大孔。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贤”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又有着不同的品质、内涵和标准。

孔子推崇“仁、义、礼”，孟子倡导“仁、义、礼、智”，董仲舒又丰富为“仁、义、礼、智、信”，成为儒家五常。执政者更是懂得“贤良居高位，则事半功倍”的道理，唐太宗认为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明太祖对察举贤才要求“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康熙皇帝直言“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在朝代更迭中对于“贤能治国”的标准逐步趋于一致。

秦简《为吏之道》提出了为吏“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西汉编订的《礼记》对官德修为提出了三个要求：“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尚书·咸有一德》云：“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唐代对官员的道德考核为“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些规范逐渐固化为对于社会精英阶层的道德要求，“软约束”经过国家认可，成了“硬标准”。

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的名臣贤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是以立德为先。北宋范仲淹于内治家有方，于政不避难险、文武并举，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颂千古。清朝于成龙40岁进入官场，扭转了“千里做官只为财”的定论，三次被举“卓异”升任两江总督。近代曾国藩力挽晚清于危局，提倡“才德不可兼得以德为重，好利之人不可重用”。百姓戏言，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

民心之论，既是对选贤用贤的警示训言，也是共产党人的天下观、执政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宝贵经验。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时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在抗战关键时期，他再次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受“左”倾思想影响，党的组织干部路线出现宗派主义、任人唯亲现象，毛泽东同志又一次提出任人唯贤，提倡用德才兼备的标准识别、选拔、考察、使用干部，反对任人唯亲，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搞五湖四海。1981年，邓小平同志倡导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写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报告。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在《党章》中增加“党的干部”一章，正式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搞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就会群英荟萃、事业兴旺；搞任人唯亲、以人划线，必然正气不彰、事业不振。以史为鉴，以史促行。任人唯贤思想原理之深厚、智慧内涵之深邃、历史影响之深远，值得我们反复研悟和发扬光大。

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是要把德才兼备的贤能者推举到重要岗位。“以德为本”“德本才末”应当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准，发挥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作用，提倡从善不从众的政治主张，主张由贤德之人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克服群体的短视和非理性，实现真正的良政善治。考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准，关键在于贤能者是否为人所知、为人所识、为人所信、为人所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后，又提出了“忠诚、干净、担当”“三严三实”“心中四有”“四种人”“四个铁一般”等一系列要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这既是新时代党管干部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也是新时代传承任人唯贤中“贤”的正确导向和根本遵循，必须深研细悟、科学领会、贯彻执行。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汲取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要善于举贤，弘扬任人唯贤思想与社会思想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同，自觉在从政为民的工作实践中，树立“任人唯贤”的价值追求和情感认同，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鲜明导向。要精于选贤，坚持好干部标准，放开视野、好中选优，一把尺子量长短、一个标准分高下，不搞平衡照顾、厚此薄彼，不让老实人吃亏，树立重实干、重实绩、敢担当、善作为的选贤导向。要敢于用贤，合理使用干部，加强系统思维和科学统筹，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让整个干部队伍都有干劲、有奔头、有希望，汇聚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唯此，群贤毕至、众志成城，党兴国兴、人民安康。

（作者：胡亮   湖南省委组织部）